1927年7月15日，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也揭下伪装的面具，正式作出关于“分共”的决定，公开背叛孙中山国共合作主张和反帝反封建的纲领，与蒋介石一样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为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以武装起义反抗反动派的血腥统治，中共中央排除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领导，成立了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并于7月27日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成立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任书记，彭湃、李立三、恽代英和谭平山任前敌委员。同时，相应成立起义总指挥部，由贺龙任总指挥，叶挺任前敌总指挥，刘伯承为参谋长，起义时间定在7月30日晚举行。

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挽救中国革命，中共中央于1927年7月12日进行改组，停止了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决定发动南昌起义，彭湃被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推选为前敌委员，成为八一南昌起义的领导成员之一。

正当武装起义即将进入行动阶段的关键时刻，张国焘于30日匆匆从九江赶来，以中央代表身份，竭力阻止起义。前敌委员会当即举行紧急会议，周恩来等与张国焘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彭湃针对张国焘提出的“起义要依赖张发奎的支持，如张发奎不同意就不能举行”的错误看法进行反驳，彭湃说：“张发奎受汪精卫的影响很深，他决不会同意我们的计划。目前，我们只有用革命的武装来反对反革命的武装，人民才有出路。”经过长时间的辩论，孤立的张国焘不得不服从前委的意见，起义遂于8月1日凌晨2时举行。在前敌委员会的指挥下，起义军向留守南昌的国民党军队发起攻击，经过5个多小时的激战，歼灭守军1万多人，南昌起义取得了胜利。

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带有全局意义的一次武装起义。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宣告中国共产党把中国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立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创造革命军队和领导革命战争的开始。

南昌起义胜利后，成立了以共产党员为核心，有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彭湃任委员兼任农工委员会委员。在8月2日举行的庆祝八一起义胜利暨革命委员会成立就职典礼上，彭湃同其他委员一起庄严宣誓，决心“为全国大多数民众利益奋斗到底，绝不妥协，以完成国民革命工作。”

南昌起义的枪声，震惊了蒋介石和汪精卫，国民党反动派慌忙从南京、武汉、广东等地调派大量军队扑向南昌，妄图扑灭这刚点燃的革命烈火。而对严峻形势，前敌委员会决定起义军撤出南昌，按原来计划南下广东，彭湃率农工委员会一起随军南下广东。

1927年8月3日至6日，起义军分批撤出南昌，基于广东蓬勃发展的农民运动和群众良好的思想政治基础，起义军按原计划南下广东，先取东江、占领汕头，取得国际援助，然后夺取广州，建立广东革命根据地，再度北伐。

在南下广东过程中，彭湃参加了著名的会昌战役和三河坝战役，率领和指挥广东北江农民自卫军，后改编为广东工农革命军主动出击，英勇杀敌，还发动工农运动，开展土地革命，惩处了一大批地主土豪劣绅。

当起义部队挥戈南进时，著名的“八七”会议在武汉召开，彭湃缺席这次会议，会议撤销了陈独秀总书记的职务，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会议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任政治局常委，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彭湃、任弼时、罗亦农等九人为临时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周恩来、张太雷等七人为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1927年8月7日，临时中央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撤销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选出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彭湃在这次会议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

“八七”会议给正处于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并把领导农民进行秋收起义作为当时党的最主要任务，从而使全党没有在白色恐怖面前惊慌失措，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革命由此实现了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 四一二”四反革命事变后，毛泽东和彭湃都经历了大革命失败的苍凉，也深感背后无半个工农的无助与失落。党的“ 八七”会议决定要在全国各地举行武装暴动后，毛泽东回到湖南领导秋收起义，彭湃在参加南昌起义后，也回到海陆丰举行武装起义，并成功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

在党的“八七”会议精神鼓舞下，南昌起义部队由江西上杭进军广东大埔，并取得三河坝战役胜利之后，兵分两路：一路由朱德、陈毅率领的部分起义军转战湘南，后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朱德任师长、陈毅任党代表，这支部队于1928年4月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开辟了著名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了中央苏区；另一路南昌起义军主力由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率领转战潮汕，于1927年10月12日在高潭中垌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二师，董朗任师长、颜昌颐任党代表，这支部队一直在海陆惠紫地区坚持战斗，为创建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和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做出了积极贡献。1928年后，彭湃以海陆丰为根据地，指挥红二师和红四师转战东江、大南山，为东江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并于1928年10月离开大南山赴上海任职。

总策划：郑江利 撰稿：余俊冰